大渡河翻涌的浪涛见证了红军突破天险的历史壮举，也镌刻下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当中央红军的旗帜插上这片土地时，被压迫已久的百姓第一次尝到了“解放”的滋味——土豪的粮仓打开了，人质释放了，欺压乡里的恶霸被惩治了。红军用最朴实的行动告诉人们：这支队伍，是来为穷人撑腰的！
九十年前的那条血与火之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当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当长征的亲历者一个个离去，当“长征”二字在年轻一代心中逐渐抽象为教科书上的名词，我们是否还需要回望？回望的意义何在？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望。因为长征所承载的，远不止是一段历史记忆。它是一种在绝境中开辟生路的智慧，一种在极限考验中淬炼信仰的力量，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担当。九十年来，长征精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生成、演化，并嵌入现实。从革命战争时期的原生建构，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功能拓展，再到新时代的制度嵌入，长征精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践同频共振。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今天的生活里。
——朱虹
本文摘自《新长征再出发：从于都到将台堡的长征回望与时代新程》，由著名文化学者朱虹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大渡河作为岷江最大支流，其安顺场渡口以天险闻名：河面宽逾三百米，两岸绝壁陡立如削，暗礁密布的水域在5月汛期更因融雪与雨季叠加形成惊涛骇浪，当地民众非急迫事务绝不冒险横渡。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7月来中国考察。回国后，他撰写了题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的文章。其团队通过实地考察，证实了红军回忆录中关于大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的描述，以及“参差狰狞的礁石”“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等细节，与1935年红军强渡时的水文记录高度吻合。布热津斯基的震撼不仅来自自然奇观，更源于对红军在如此凶险环境中创造军事奇迹的由衷敬佩。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转战至此，遭清军与土司武装合围，困守月余，终因粮弹断绝、渡河失败而全军覆没，此地也因此成为承载悲壮历史印记的古战场。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兵临安顺场，蒋介石妄图复刻1863年石达开兵败紫打地的历史剧本，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河畔。毛泽东亲临安顺场调整北上路线，决定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此役成为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面临长征途中又一生死考验——突破国民党军精心布防的大渡河防线。在这段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的征程中，敌军凭借天险设下围堵，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连续行军作战的红军，不仅要应对兵力悬殊的军事压力，还需化解党内对指挥策略的争议、彝区民族隔阂与渡河工具匮乏的现实困境。
会理破局：中流砥柱确立战略中枢
1935年5月上旬，按照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与干部团围攻会理，其他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5月8日，红三军团包围了会理城。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郊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会理会议”。其中的一个议题是林彪写给中革军委的信件内容。红军通过四渡赤水等战役摆脱敌军围堵，但连续作战导致部队疲惫，基层及部分领导层对军事指挥产生质疑，甚至出现“走弓背路”等错误议论。在会上毛泽东进行了正面回复，他认为这样的行军是对的，当前敌众我寡，不这样行军摆脱不了敌人。周恩来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会议除批评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并以此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外，还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自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和渡过金沙江以后的行动。会议强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顽强战斗，决定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当地地理民情的优势，为全军开路，强渡大渡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时部署红军在会理做好休整补给。此次会议强化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核心地位，维护了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权威，平息了党内分歧，为后续长征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疑兵佯动：牵制敌锋引弓虚张
会理会议后，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向德昌进发。驻守德昌的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正是刘伯承的旧部属。刘伯承通过书信沟通成功劝退守军，使红军以较小代价通过该地。随后，先遣队绕过重兵布防的西昌，于5月20日抵达泸沽县城。
面对泸沽分岔路口的战略抉择：右路经越西至大树堡渡口，虽为通行大路，但国民党已集结重兵把守；左路经冕宁彝区至安顺场渡口，虽为石达开覆灭之地且存在民族隔阂问题，但敌军防御相对薄弱。刘伯承、聂荣臻基于敌情研判，并上报中革军委，决定实施“佯攻右路、主走左路”的分兵策略：由左权、刘亚楼率红二师五团在大树堡虚张声势吸引敌军，先遣队主力则穿越彝区。佯攻大树堡成功牵制了富林方向敌军主力，为安顺场强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5月20日夜，红军兵分两路展开战略部署：先遣一队由泸沽向冕宁北进，先遣二队则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第二师第五团等部队，以红三营营长梁兴初为先锋，自泸沽急行军佯攻大树堡渡口，实施战略迷惑。
21日拂晓，红三营突袭登相营，攻克小相岭九盘营隘口，全歼守敌百余人，并于当日下午2时占领越西县城。入城后，红军迅速释放被囚群众，开仓赈济贫民，并向彝族同胞宣传红军北上方针，赢得当地群众广泛支持。与此同时，敌军王泽浚旅派一个连进驻大树堡，在街巷堆积易燃物，企图在红军到达时纵火烧街。23日清晨，红三营自海棠出发，经晒经关直逼大树堡。左权、刘亚楼通过侦察掌握敌情后，兵分三路实施包抄：一路由团丁引导夺取鱼塘哨所；二路突袭街内守军；三路穿插至大渡河岸，全歼渡口守敌。战斗迅速结束，敌军未及纵火即被俘获，少数溃兵被故意放回北岸报信。当日红军全面控制大树堡。24日至25日，左权、刘亚楼亲临大渡河边指挥佯攻，命部队大张旗鼓筹备“渡河”——组织群众造船扎筏、架设通信线路，制造主力将由此强攻富林、剑指成都的假象。北岸守敌见状惊恐万状，连发急电向蒋介石、刘湘、刘文辉求援，致使国民党急调重兵集结富林一带，放松了对安顺场至泸定桥防线的戒备。
5月25日，先遣队红一团第一营十七勇士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26日，佯攻部队红五团奉命秘密撤离，为规避敌军侦察，绕道晒经关、竹马垭口返回安顺场与主力会师。红军的疑兵之计成功误导敌军，为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赢得宝贵战机。
此役通过虚实结合的战术布局，成功将敌军主力牵制于大树堡方向，为安顺场强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彝海盟誓：民族团结开新局
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率领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进入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彼时严峻的民族隔阂成为红军前行的重大阻碍。当时的彝区地处川滇交界，仍保留着奴隶社会形态，长期受封建王朝“以夷制夷”政策挑拨，加之国民党军阀的军事征剿与经济掠夺，彝汉民族积怨深重。得知汉族军队到来，彝族群众拆毁山涧独木桥、搬空溪水中的石头阻碍行军，甚至在远处放冷枪冷箭，部分群众还收缴红军通信员的武器衣物，红军穿行彝区面临重重困难。
面对这一困境，中共中央早已做好政策准备：一方面组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红军先遣队，专门负责彝区通行事宜；另一方面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清晰传递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平等主张，号召彝族同胞与红军携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时，红军各部队深入开展民族政策与纪律教育，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尊重彝族风俗习惯，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实际行动消除彝族群众的戒备与敌意。
5月22日，红军先遣队从冕宁大桥出发，进入彝族地区，一时受到不明真相的各彝族家支的阻拦。红军先遣队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一面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红军官兵的严明纪律，逐步赢得了彝族群众的信任。同时，刘伯承与沽基（鸡）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并赠予小叶丹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晚，刘伯承在大桥镇设宴款待小叶丹等人，并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
第二天，小叶丹的四叔便引导红军先遣部队，顺利通过了彝族居住地区。5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由小叶丹带路，进入彝族区，受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红军指战员为感谢彝族兄弟的支援，每人都准备了一件礼物赠给彝族兄弟。彝族同胞到处传颂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动人事迹，越来越多彝族青年主动加入红军，成为后续长征中的重要力量。
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突破大渡河防线赢得了关键时间，更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民族统战政策实现战略突围的典范。
夜渡风雷：安顺突击破封锁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红军顺利穿过彝区，强渡大渡河的战略契机正式到来。1935年5月24日正午，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抵达擦罗，这个位于安顺场与纳耳坝之间的集镇，成为红军抉择渡河路线的关键节点。
此前，中革军委已于5月21日明确部署：先遣队首要目标为夺取纳耳坝渡口，后续23日的最新电令也将纳耳坝列为核心渡河点。但战场态势瞬息万变，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报告安顺场仍有渡船，刘伯承、聂荣臻据此决定改道安顺场。事后方知，川军第五旅已抢先焚毁纳耳坝所有渡船，此地已无渡河可能，改道决策极富预见性。这一贴合战场实际的抉择，精准抓住了敌军部署的漏洞，成为红军突破天险的关键转折。
确定作战方向后，寻船与控制渡口成为首要任务。先遣队在擦罗袭击刘文辉军粮转运站完成补给，并将部分粮食分给当地贫苦百姓，赢得群众支持，随后主力冒雨急行军六十公里，于深夜抵达安顺场附近的马鞍山。刘伯承和聂荣臻强调指出：“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性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当夜，作战命令迅速下达：杨得志带领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进行强渡；黎林带领二营到安顺场渡口的下游进行佯攻，以吸引对岸敌人的主力；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22 时许，一营尖兵排与敌巡逻队意外遭遇，红军战士凭借夜战优势迅猛出击，半小时内便全歼两个连的守敌，顺利控制安顺场。但此时最关键的“船”仍无下落，孙继先营长嘱咐二连连长熊尚林和指导员黄守义：“只要船在这边，敌人把它塞在老虎嘴里，我们也要把它拉出来，敌人把它藏在龙王殿里，我们也要把它打捞上来。”战士们顶着夜色在河滩芦苇丛、岸边窑洞反复搜寻，最终在一处隐蔽的芦苇荡中找到被敌军藏匿的唯一木船，这成为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救命船”。但大渡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当地船工直言夜间行船必遭倾覆，刘伯承决定暂缓强渡，待次日黎明再行动。
25日黎明，安顺场渡口的雾气尚未散去，强渡作战已正式打响，十七勇士分两批登上木船，在南岸火力掩护下向对岸冲锋；同时，农场方向的二营班组也冒死以木板泅渡，从侧翼牵制敌军，最终在野猪岗歼灭川军一个连，与北岸突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彻底瓦解敌军八牌、大冲防线。至此，强渡安顺场的作战部署已定，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正式打开。
血战铁索：十七勇士生死夺桥魂
安顺场渡口虽被红军控制，但大渡河激流汹涌、旋涡密布，仅有的木船成为强渡唯一依靠，而北岸渡口峭壁上，川军一个营构筑的碉堡群居高临下，下游安靖坝的敌团部也可随时增援，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展开。
25日清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十七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由于船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人，杨得志决定分两船强渡。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以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跃上渡船，船工们紧握长篙，奋力划桨前行。南岸阵地上，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亲自督战，神炮手赵章成操纵迫击炮连发两弹，精准摧毁敌军前沿工事。渡船离岸后，北岸敌军密集开火，弹雨纷飞。船工张子云等人弓背划桨，渡船在弹雨与旋涡中剧烈颠簸。一发炮弹在船侧炸起丈高水柱，四名船工纵身跃入激流，以血肉之躯抵住船体避免倾覆。距北岸五十米时，十七勇士亮出大刀，船工猛撑竹篙将船头撞向滩头。
突击队如猛虎般扑向岸防阵地，冲锋枪手李德明率先撕开防线缺口。川军营长赖执中急调预备队反扑，却被赵章成炮火的延伸截断退路。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午后3时，孙继先率增援部队乘第二批渡船抵岸。工兵连迅速架设重机枪阵地。北岸守军眼见红军建立桥头堡，慌忙点燃渡口仓库施放烟幕，却为红四团奇袭泸定桥创造了战机。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此役中，当地船工发挥了关键作用。红军控制渡口后又缴获数只渡船，几十名船工轮班摆渡，人歇船不歇，连续七昼夜将红一师及干部团七千余人送至北岸。但因渡船往返一次需一个多小时，数万大军单靠渡船难以迅速通过，中革军委遂决定兵分两路夹河北上夺取泸定桥。
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大渡河畔的守望
大渡河翻涌的浪涛见证了红军突破天险的历史壮举，也镌刻下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当中央红军的旗帜插上这片土地时，被压迫已久的百姓第一次尝到了“解放”的滋味——土豪的粮仓打开了，人质释放了，欺压乡里的恶霸被惩治了。红军用最朴实的行动告诉人们：这支队伍，是来为穷人撑腰的！
然而，当红军的背影消失在群山之间，白色恐怖便如乌云般压来。川军二十四军像饿狼般扑进村寨，挨家搜查“接济红军”的群众。可大渡河的儿女们早已认定了真理——杨培武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伤员李胜藏进深山土洞；刘太安夫妇照料生病的红军战士钟雪辉，视如己出；张曾氏收养红军伤员黄有根，给予他家庭般的温暖。老船工李光忠等人为帮助红军渡河被国民党通缉，只得躲进窑洞避难，却始终无怨无悔。
如今，安顺场的渡口依然涛声阵阵，泸定桥的铁索依旧铮铮作响。当年红军走过的山路旁，乡亲们至今传唱着：“五月里来石榴红，红军来到咱山中，打土豪来分田地，穷苦百姓见光明……”那些用血肉铸就的丰碑，那些比大渡河水更绵长的情谊，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火种。
（责编：李茜）
